3.普通人的捐助,為慈善事業(yè)提供了穩(wěn)定的資金來源。要保證捐助、募集的制度化、長效性與廣泛性,除了通過制定相關法律鼓勵更多企業(yè)參與捐助外,還要動員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慈善捐助活動中來。慈善事業(yè)的經費來源主要包括三種渠道:一是企業(yè)或各種經濟組織(實體)的捐獻,二是政府財政撥款或援助,三是社會成員的個人捐贈。這三種經費來源在各國的比重雖然不盡相同,但各國慈善基金的主要來源均不外乎這三種渠道。目前,我國企業(yè)捐贈的范圍很少,個人捐助也十分有限,這是制約和影響我國慈善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瓶頸性障礙。在我國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yè)中,絕大多數沒有過捐贈紀錄。我國私人年均捐贈只有0.92元人民幣,不到當年人均GDP的萬分之一。而在慈善事業(yè)較為發(fā)達的美國,一年數千億美元捐款中,有80%是個人捐助,而這其中的70%又是來自普通人。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為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之比為1∶38,而人均慈善捐款之比卻為1∶7300?梢,我國普通人廣泛參與慈善事業(yè)的意義尤為重大。
美國慈善事業(yè)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上網捐款日益盛行。據《慈善紀事(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發(fā)表的報告,與前一年相比,上網捐款的數額增長了近150%,據167個慈善組織統(tǒng)計,通過因特網籌集了9億多美元的捐款。
就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而言,助人就是助己。貧富差距是慈善存在的現(xiàn)實基礎,原因就在于窮人需要救助,而富人有能力提供救助,財富有條件從富有者轉向匱乏者。但這里所說的“富人”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并非只是那些擁有萬貫家財的人才稱得上是“富人”。只要是衣食無憂、安居樂業(yè)者就有能力、有責任救助那些因天災人禍而遭遇生活變故落入困境的人,F(xiàn)代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風險加劇,風險類型增多,后果嚴重。從傳統(tǒng)的自然風險轉向人為風險,從個別風險、區(qū)域風險轉向全球風險,從單一風險主體轉向多重風險主體,這就意味著我們進入了風險社會。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不測,F(xiàn)代人依靠個人抵抗風險的能力降低,這就需要來自他人、來自社會的幫助。普通人對他人的救助,由此就具有了同舟共濟的現(xiàn)代性色彩。因為風險是普遍存在的,它落在誰的頭上只是一個概率問題,誰也不能保證下一次它不會落到自己頭上,或者說正因為別人替你承擔了一次風險,你才有可能平安無事。
許多普通人對幫助困難群體的自我責任不明確,認為救助窮人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或者認為只有富人才能做善事,自己根本不算富人。由于個體道德感缺失,致使社會上的高尚助人行為也遭到貶斥,表現(xiàn)為主動助人者不僅得不到他人的表揚與肯定,而且還可能受到猜疑與嘲笑,這就進一步降低了助人愿望,減少了捐助人的行為。
中國民間慈善活動所具有的濃厚鄉(xiāng)里情結和親族情結,導致了慈善事業(yè)的封閉性和內斂性,與現(xiàn)代慈善事業(yè)的社會化、開放性、廣泛性、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普通中國人只愿幫助親戚或熟人,這就縮小了慈善對象的范圍,妨礙了普通人對慈善事業(yè)的普遍參與。
慈善是幫助人們擺脫各種困難、抵御各類風險,發(fā)展社會公益事業(yè)的重要途徑。“慈”是指長輩對晚輩的愛,“善”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互助。它關注的對象是弱勢群體及脆弱的社會成員,對貧弱者以金錢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實際援助,其行為主體是群體、組織或個人。它向社會或受益人無償捐助錢物或提供志愿服務,社會公眾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礎上,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無償救助。從本質上講,慈善是一種救濟行為,其性質屬于志愿性公益事業(yè)。慈善事業(yè)滿足行為主體以奉獻愛心來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愿望,培養(yǎng)人的善良意識,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同時,慈善事業(yè)還能有效調劑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成為國家社會保障的必要補充。
2006年11月至今,全國有7827萬人需要政府給予口糧救濟,2041萬人需要衣被救濟,571萬人需要治病救濟,這是近幾年來冬春季節(jié)救助任務較重的年份。這種情況僅靠來自政府部門的救助,還不能滿足全部需要,社會捐助必不可少。伴隨著社會捐贈成為人們的公益共識,社會捐助服務體系日漸完善。目前,國內大中小城市相繼建立了2.8萬個社會捐贈接收站點,隨時接受廣大群眾的捐贈款物。在2006年11月份的捐贈活動中,許多單位成立了自己的接收捐贈小組,并為一些距離較遠的捐贈者提供上門服務。山東臨沂市的許多社會人士直接到民政部門進行捐贈。捐贈體系的進步,直接促進了捐贈覆蓋面的擴大。
在我國,每一次大規(guī)模的募捐活動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完成的。通過各級行政組織對國有企、事業(yè)單位提出要求、規(guī)定數額,由單位領導、黨員帶頭,人人有份,所捐款額則按照級別、職稱等級加以限定。如此一來,捐款就不僅僅是奉獻愛心,而成了完成任務,不是出于自覺自愿,而是礙于情面,甚至帶有強迫的色彩。雖然每一次大規(guī)模募捐的效果都不錯,但卻并不利于人們慈善意識的培養(yǎng)。慈善事業(yè)管理過程中行政色彩過濃,非贏利性的慈善組織缺乏獨立地位和自主權,民間捐款被作為政府關懷和救助發(fā)放給受助對象,這無論對于捐助者還是受助者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
在美國,比爾·蓋茨可算得上是慈善楷模,他既是商界精英、世界首富,也是最具善心者,其企業(yè)與個人每年的捐贈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在香港,每一名歌星、影星每年都要舉行義演、義唱,并由此受到歌迷、影迷們更加熱烈的歡迎、擁戴。目前,在我國內地,也在努力樹立這樣的典型,如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評選活動”就是要樹立楷模,為人效仿。但我們也同時看到,一些商界精英以及歌壇、體壇明星不僅少有慈善義舉,反而其偷稅、漏稅等不端行為時有曝光。這些人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力極大,造成的負面效應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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