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閱讀理解真題譯文

　　2000（1）

　　一段長時間并且不費力而成功的歷史可能成為一種可怕的不利因素，但若處理得當，這種不利因素也有可能轉化為一種積極的推動力。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恰好進入了這樣的一個輝煌時期，當時，它擁有比任何競爭者大8倍的市場，這使其工業(yè)經(jīng)濟具有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經(jīng)濟。美國的科學家是世上最優(yōu)秀的，它的工人是最富于技術的。美國的國富民強是那些經(jīng)濟遭到戰(zhàn)爭破壞的歐亞諸國做夢也無法達不到的。

　　隨著其他國家日益強盛，美國的這一優(yōu)勢地位逐漸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從優(yōu)勢地位上退出的痛苦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到了80年代中期，面對其日益衰退的工業(yè)競爭力，美國人感到不知所措。面對國外競爭，一些大型的美國工業(yè)，如消費電子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萎縮或漸漸消失。到1987年，美國只剩下Zenith這一家電視生產(chǎn)商。（現(xiàn)在一家也沒有了：Zenith于當年7月被韓國LG電器公司收購。）外國制造的汽車和紡織品正在大舉進入國內市場。美國的機床工業(yè)也即將滅亡。人們曾一度感覺下一個在海外品牌面前全軍覆沒的似乎該輪到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業(yè)了，而在新計算機時代有著核心作用的半導體正是美國人發(fā)明的。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信任危機。美國不再視繁榮為理所當然之事。他們開始相信自己的商業(yè)經(jīng)營方式不靈了，也相信不久他們的收入也會因此而下降。80年代中期，人們對美國工業(yè)衰退的成因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探尋。在美國人那些有時聳人聽聞的發(fā)現(xiàn)中充滿著對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經(jīng)濟競爭的警告之詞。

　　情況的變化真快！1995年，當日本還在奮力拼搏的時候，美國卻可以對5年的穩(wěn)固發(fā)展作一回顧了。沒幾個美國人將這一巨變單純歸因于美元貶值或商業(yè)周期循環(huán)這些顯而易見的原因。到如今，對自身的懷疑已被盲目樂觀所取代�！懊绹�的工業(yè)已經(jīng)改變了結構，消除了滯脹，學會了明智”，這是哈佛大學肯尼迪管理學院行政院長理查德·卡佛納的看法。華盛頓特區(qū)的智囊團——卡托研究院的史蒂芬·莫爾說，“看到我們的企業(yè)正在提高自身的生產(chǎn)率，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感到自豪�！惫�佛商學院的威廉·薩爾曼相信人們將會把這一時期視為“美國企業(yè)管理的黃金時代”。

　　2000（2）

　　做男人總是充滿危險，出生時男女比例大約是105:100，但到了成熟期，這一比例幾乎持平，而在70歲的老人中女性是男性的兩倍，但是男性死亡率普遍偏高這種情況正在改變，現(xiàn)在男嬰存活率幾乎同女嬰一樣高。這就意味著男孩到了尋找伴侶的關鍵年齡將首次出現(xiàn)男孩過剩現(xiàn)象。更重要的是，又一次自然選擇的機會不復存在了。50年前，嬰兒（尤其是男嬰）存活的機會取決于體重，過輕或過重幾乎意味著必死無疑。今日體重幾乎不起什么作用，因為大部分差異是由基因引起的，又一個進化的因素消失了。

　　進化自殺還有另一種方法：存活，但少生孩子�，F(xiàn)在沒有幾個人像過去那樣具有旺盛的生育力。除了在一些宗教社區(qū)之外，沒有幾名婦女有15個孩子。當今嬰兒出生的數(shù)量同死亡年齡一樣已趨于平均化，我們多數(shù)人的子女數(shù)量大致相同。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利用差異進行自然選擇的機會僖淮渭跎�。印度可疫\得髡�栽枹生的一切。这庚r�家给大城市里导{偈�软炨供财富，而给其余的疙^柯涿褡逡云獨�。今天这种极其蠟镍碘c驕�化——每个日f納�存机会和變�(yōu)�数量都相同——意味�龐氬柯湎啾冉�，讋蛑e≡裨謨《戎�、上掺]丫�失去�?0％的效力。

　　對我們來說，這意味著進化已經(jīng)結束；生物學上的烏托邦已經(jīng)降臨。奇怪的是，這一過程幾乎絲毫沒有牽涉到身體上的變化，沒有其他物種充斥著自然中如此多的空間。但在過去的10萬年——甚至過去的100年中，我們的生活發(fā)生了變化，但我們的身體卻沒變。我們沒有進化。因為機器和社會替我們辦了這一切。達爾文有一句話描述那些對進化一無所知的人，他們“看有機的生命如同野人看船，好像看某種完全不能理解的東西”。毫無疑問，我們將記住20世紀的生活方式，盡管對其丑陋之處不得其解，但是，不管我們的子孫后代對我們離烏托邦的理想境界還差多遠感到有多么驚訝，他們的樣子會同我們差不了多少。

　　2000（3）

　　當一場新的藝術運動形成某種時尚時，理應弄清其倡導者的目標所在，因為無論他們的準則在今天看來是多么牽強附會、不可思議，將來都有可能被視為正常的。然而，就未來派詩歌而言，情況卻相當不同，因為無論未來派詩歌為何物——即使承認其理論根據(jù)可能正確，也很難稱之為文學。

　　簡而言之，未來派詩人宣稱：一個世紀以來，過去的生活一直在有條件地急劇變化；現(xiàn)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喧囂、暴力和快節(jié)奏的世界之中。因此，我們的感情、思想和情緒都經(jīng)歷了相應的變化。未來派詩人聲稱，這種加速的生活節(jié)奏需要一種新的表達形式。如果我們想詮釋現(xiàn)代生活的壓力，就必須加快文學發(fā)展的步伐。我們必須大量使用基本詞匯，擺脫句號，修飾性形容詞及限定動詞的羈絆。我們不應描繪聲音，我們必須造出模仿聲音的詞語；我們必須在同一張紙上使用不同型號和不同顏色的墨水，任意縮短或加長詞語。

　　他們對戰(zhàn)斗的描述確實讓人很難理解。但是讀到一句描寫戰(zhàn)斗的詩行的注解時，則令人有點生厭，注解中說該詩描寫了一名土耳其軍官和一名保加利亞軍官在一座橋上發(fā)生了搏斗，結果雙雙從橋上掉進河中——結果，詩把他們兩人落水的聲音和體重寫在了一起：“撲通！撲通！185公斤�！�

　　盡管這符合未來派詩歌的規(guī)則和要求，卻很難被歸入文學之列。實際上，沒有一個善于思考的人會拒絕接受他們的第一個觀點：即情感生活的巨大變化要求表達方式也隨之變化。實際問題是：我們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嗎？

　　2000（4）

　　戰(zhàn)后日本的生產(chǎn)率和社會的和諧為美國和歐洲所稱羨，因此漫無目標很難說是戰(zhàn)后日本的特色。但是，日本人正在經(jīng)歷傳統(tǒng)工作道德價值觀的日益衰退。10年前，日本人工作勤奮，將工作視為他們存在的主要理由，但現(xiàn)在日本大體上已經(jīng)滿足了其經(jīng)濟需求，年輕人卻不知道他們下一步的目標在哪里。

　　戰(zhàn)后嬰兒出生高峰期的到來及婦女進入男性主宰的就業(yè)市場，限制了青少年的發(fā)展機遇，這些青少年已經(jīng)開始質疑在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攀登日本等級森嚴的社會階梯的過程中所做出的沉重的個人犧牲是否值得。在最近一次調查中發(fā)現(xiàn)與62.7％的美國學生相比較，只有24.5％的日本學生對學校生活完全滿意。此外，與被調查的其他10個國家的工人相比，對自身工作表示不滿的日本工人多得多。

　　雖然日本的教育因強調基礎知識而經(jīng)常受到外國人的贊揚，但是它往往強調考試和機械學習，而不重視創(chuàng)造性和自我表現(xiàn)�！霸诳挤种械貌坏襟w現(xiàn)的那些東西——個性、能力、勇氣或人性——完全被忽視，”執(zhí)政的自民黨教育委員會主席Toshiki Kaifu說，“對這類事情灰心喪氣，致使孩子輟學、放蕩不羈。”去年日本發(fā)生了2125起校園暴力事件，其中包括929起襲擊老師事件。在一片抗議聲中，許多保守黨領導人正在力圖回復到戰(zhàn)前，強調道德教育；去年，當時任教育大臣的Mitsuo Setoyama就提出責難，他申辯說二戰(zhàn)后美國占領當局引進的自由改革削弱了“日本人尊敬父母的道德觀”。

　　但是，那也許與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關系更大�！霸谌毡荆�”教育家 Yoko Muro說，“問題絕對不是你是否喜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僅僅是你能承受多大的負荷�！彪S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居住集中化也跟著來了，在日本1億1900萬人當中，足有76％住在城市，在那里社區(qū)和幾世同堂的大家庭已經(jīng)成為過去，而取而代之的是單門獨戶的兩代之家。城市里的日本人長期忍受著漫長的上下班來回路程和擁擠不堪的居住條件，隨著舊的群體家庭道德觀的削弱，令人不舒服的結果開始顯現(xiàn)出來。在過去10年中，日本的離婚率，盡管仍遠在美國之下，已經(jīng)上升了50％，而自殺事件則上升了近1/4。

　　2000（5）

　　個人的雄心如果能被正確看待的話，那么它的回報——財富、聲譽、對命運的掌握——則應該被認為值得為之付出犧牲。如果雄心的傳統(tǒng)具有生命力，那么它就應該受到廣泛的推崇，尤其應該受到那些自身得到他人羨慕的人們的高度重視，當然那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應包括在內。然而，恰恰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卻不可思議地聲稱他們已經(jīng)放棄了雄心壯志這一理想。奇怪的是他們已經(jīng)從雄心壯志中獲益頗多了——如果不是他們自己的雄心，那么就是他們父母的和祖父母的。這其中有著濃厚的虛偽色彩，恰如馬跑后再關上馬廄的門那樣，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自己正騎在那些馬背上。

　　當然，現(xiàn)在人們對成功及其標志的興趣似乎并未比從前減弱，避暑別墅，歐洲旅行、寶馬車——它們的位置、地名和商標可能會改變，但現(xiàn)在對這些東西的需求似乎并未比一二十年前減少�，F(xiàn)在的情況是人們不能像以前那樣輕易地、公開地坦陳自己的夢想，惟恐別人認為自己愛出風頭、貪婪、庸俗不堪。相反我們目睹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的虛偽景觀：美國物欲主義批評家在南安普頓擁有一幢避暑別墅；激進的出版商到三星級賓館就餐；倡導終生參與民主制的新聞記者卻把自己的子女送進私立學校。對于這樣的人，還有那些也許不太出色的人而言，“不惜一切代價獲得成功，但避免讓他人看出雄心勃勃”是對他們最好的詮釋。

　　對雄心的攻擊非常之多，出自各種不同的角度；公開為之辯解的則少之又少，雖不能說他們是完全沒有吸引力的，但卻未能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美國，作為一種健康的沖動，一種應該令人稱羨并扎根于青年人心靈的品質的雄心，它所得到的支持也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低。但這并不意味著雄心已經(jīng)窮途末路，人們不再感覺到它對人們的激勵了，只是人們不再公開地以它為榮，更不愿公開地坦白了。當然這樣就帶來了很多不良后果，其中的一些后果就是雄心被趕入地下，或暗藏于胸。于是情況就成了這樣：左邊是憤怒的批評家，右邊是愚蠢的支持者，而居中的通常是大多數(shù)認真而努力追求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