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深圳公務員申論熱點：販賣公民信息被拘

　　上海嘉定某網絡公司經營一個網店管理數據平臺，該公司員工李某通過大數據平臺分析、篩選，利用職務之便從海量信息中剝離出數千條有價值公民信息，輕松月入萬元。日前，嘉定警方破獲一起非法出售公民信息案。目前，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信息販子李某，利用職務之便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并公開販賣獲取暴利，令人震驚。特別是，這起案件涉及數千條有價值的個人信息，表明已造成數千人個人隱私泄露，有的甚至已被非法利用。可以預料，如果該信息販子未能被警方及時抓獲，將會有更多的人深受其害。因此，李某因販賣公民信息被刑拘，具有樣本意義。

　　然而，這起非法獲取、販賣公民信息案的發(fā)生，再次拷問個人信息安全。在我國，由于《個人信息保護法》遲遲不能付諸實施，而其他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規(guī)定又過于繁雜和籠統(tǒng)，且只限于規(guī)范侵犯個人信息造成后果的行為，震懾、打擊力度不大，造成個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現象泛濫成災。比如，孩子剛出生，就有人打電話推薦奶粉、尿不濕、百日照等;購的新房尚未交付，就有人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裝潢;剛買了一輛新車，就有人打電話推銷各類保險……這些，都是個人信息外泄造成的。

　　相形之下，一些發(fā)達國家在個人信息保護上有可借鑒的地方。比如，美國保護隱私權的法案，早在1974年就已通過生效，之后，又有《財務隱私權法》、《家庭教育權利及隱私法》等不斷補充進來，美國各州還制定了一些保護本州公民隱私的細化法律。

　　因此，在吸取別的國家有益經驗的同時，我國也應加快建立完善統(tǒng)一的公民信息安全保護法，通過建立個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補償和懲罰機制，設置監(jiān)督機構等方式，為公民信息上一道“保險栓”。再者，應對公民個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問題制定詳細規(guī)定。在信息采集的源頭方面，對采集主體設定門檻，規(guī)定必須在事先履行核準和登記程序等。同時，實行群防群治，完善舉報機制，強化懲戒措施，提高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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