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習近平出席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fā)表長篇講話,講話中強調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圍繞這一話題,媒體或者梳理中國的怪異建筑,或者批評干預建筑設計的官員,或者諷刺建筑理念有問題。 這些討論都各有價值,但個人認為,建筑殖民文化的傾向才是最需要警惕的。
建筑風格絕非只是造型藝術問題,也牽涉地域文化問題,還波及社會文化心理問題,更關乎政治教化問題。但建筑意識形態(tài)似乎是大陸最缺乏戒備的領域,奇、大、怪的另類建筑已經或仍在蔓延。建筑殖民運動幾乎在人們不假思索的瞬間就席卷城市所有工地。
西式建筑的蔓延,以及鄉(xiāng)村的迅速消解,切斷了中國都市人類與傳統(tǒng)文明的時空聯(lián)系,城市彌漫著失樂園的傷感與濃濃的鄉(xiāng)愁。
建筑能統(tǒng)一大眾的心
要弄清楚建筑殖民的命題是否成立,了解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是必要的前提。對絕大部分公眾而言,建筑似乎只是生活、工作、娛樂的空間場所,至于蘊藏其中的宣傳教化作用則不甚明了。
中國畫家和作家豐子愷談建筑時,開篇也援引美國揭黑小說家辛克萊名言稱,“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豐子愷隨后判定,“藝術之中,為社會政策宣傳最有力的,要算建筑。因為建筑具有三種利于宣傳的特性,為別的藝術所沒有的!必S子愷總結建筑的三大宣傳特性為:第一,建筑美術品的形狀最龐大,且日日可見;第二,建筑與人生社會關系最為密切;第三,建筑的親和力比其他藝術特別強,最能統(tǒng)一大眾的心。
喬納森•格蘭西是英國皇家建筑師協(xié)會的榮譽院士,也是《衛(wèi)報》(The Guardian)建筑與設計欄目的編輯人。喬納森深刻簡練地揭示現(xiàn)代建筑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標志著建筑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在前蘇聯(lián)、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新建起來的集權政治制度將建筑視為一種三維宣傳材料,一根文化大棒。社會主義政府也在國家及地方層面上運用現(xiàn)代派建筑來反對以意大利、德國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和以約瑟夫•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前蘇聯(lián)為代表的社會現(xiàn)實主義。隨著歐洲政壇分化為激烈對立的左右兩大陣營,建筑風格也隨之產生了分化,這些建筑風格漂洋過海,在歐洲帝國統(tǒng)治下的世界其他許多地區(qū)廣泛傳播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接過了建筑領域的大旗,隨之而來的新的密斯風格(Miesian Style)就成為一種代表集團資本主義的民主建筑形式。在世界范圍內,所有其他風格的變化,無論它們多么令人眼花繚亂,也只能充當這一主流建筑文化的配角。”
建筑足以感化人心,如百姓看見九重城闕會懾服,信徒看見巍峨廟宇會肅然,高暗示皇帝的權威,黃色暗示宗教的莊嚴等。西方教堂建筑以“高”和“尖”為特色,其中哥特式最盛,就是要以高聳入云的尖頂形式,在心理上起到引導人類靈魂升入天堂的暗喻作用。
對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備為關注的統(tǒng)治者也不乏其人。1960年,溫斯頓•丘吉爾會見《時代周刊》記者時曾說過一句話,“We shape our buildings;thereafter they shape us.”意思是,我們塑造建筑,建筑反過來塑造我們。
而深受希特勒寵愛的法西斯建筑師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是納粹帝國第二號人物,他熱衷于建設城市和建筑來炫耀納粹帝國的榮華,這類建筑只能是將人類變得極其渺小,最終麻痹人類,破滅人類。
1988年的“蛇口風波”,是深圳特區(qū)早期開放過程中引起極大震動的事件,其中一個細節(jié)就佐證建筑在感化人心方面的作用。蛇口青年拒絕“淘金者”名稱被污名化,并且現(xiàn)場向專家發(fā)難,直接表示對口號式的政治宣傳很反感。其中一名青年說,“報上的那些宣傳我們非常反感。說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有什么中國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國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構造,它的企業(yè)經營方式,完全和外國的一樣。”
因此,盡管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作用毋庸置疑,但毫無疑問,大陸建筑意識形態(tài)成為最薄弱的區(qū)域,隨西式建筑裹挾而來的,不僅是混凝土材料本身,也有隨建筑風格而來的意識形態(tài)。建筑殖民運動在資本力量的擴張下迅速占據(jù)城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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