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1937年8月黨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中，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而王明于1937年返回延安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系統地提出了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觀點。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認真總結了一年多來黨的工作，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這樣，在黨內外一度曾造成廣泛影響的王明右傾投降主義，便基本被克服下去了。

　　16.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

　　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全民族的抗日的各階級聯盟。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陜西省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毛澤東于27日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統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

　　抗日民族統一線是一個包括進步力量(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其他小資產階級)、中間力量、一部分地方實力派和其他愛國分子和頑固力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目的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以對付共同的民族敵人。中國共產黨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并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后游擊戰(zhàn)爭。

　　在各階級的相互關系上，中國共產黨采取了“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執(zhí)行了“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依靠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這個法寶，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

　　17、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華北事變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抗日游行，喊出“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等口號，遭國民黨軍警鎮(zhèn)壓。16日，1萬多學生和市民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隨后舉行更大規(guī)模的示威游行。這就是一二九運動。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到來了。

　　1936年5月，在共產黨人的積極參與下，宋慶齡、沈鈞儒等愛國民主人士發(fā)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5月，中共發(fā)布《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反蔣抗日”口號，第一次公開把蔣介石作為聯合的對象。9月1日，中共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親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攻打陜甘的紅軍。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毅然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這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標志十年內戰(zhàn)由此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1937年2月，中共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zhàn)開始。次日，中共就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抵抗日本侵略。8月，國共兩黨達成相關協議，紅軍主力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迅社發(fā)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又發(fā)表了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宣告了兩黨再次合作。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正式建立。

　　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建立，對于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18.“第三條道路”的破產

　　“第三條道路”又叫“中間路線”。這條道路實際上就是建立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是在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民盟等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偽國大，否認偽憲法等以后，國民黨當局更加緊了打擊民盟。

　　“第三條道路”的擁護者迅速發(fā)生分化，大部分人接受了我黨關于時局的主張，公開發(fā)表宣言，聲明反蔣、反美、聯共、聯蘇，并同我黨一道開展了反對美蔣反動派的斗爭。

　　19、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土地改革運動

　　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黨在根據地內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實行減租減息政策。這樣，農民負擔減輕，抗日和生產積極性提高;地主利益得到照顧，利于根據地的社會穩(wěn)定。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與解放戰(zhàn)爭勝利發(fā)展同步的是解放區(qū)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1946年5月4日，中央發(fā)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史稱《五四指示》)，決定將減租減息政策改為“耕者有其田”政策。通過清算斗爭等形式，到1947年下半年，2/3的解放區(qū)基本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轉入戰(zhàn)略進攻后，為維護農民利益、進一步激發(fā)他們支援解放戰(zhàn)爭的積極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共在河北平山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guī)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xiāng)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xiāng)村農會接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

　　20、建國初期我國社會的五種經濟形式

　　建國初期，我國國民經濟中有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其中，國營經濟是領導成份。在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

　　21、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重要講話。毛澤東指出：我國的財政經濟情況開始好轉，但不是根本好轉，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yè)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jié)減。

　　為創(chuàng)造三個條件，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做好八項工作：爭取在三年內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毛澤東根據國內外的形勢，闡述了“不要四面出擊”的戰(zhàn)略思想，指出：我們決不可樹敵太多，四面出擊全國緊張，要團結工人、農民、小手工業(yè)者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集中力量向國民黨殘余勢力、地主階級、帝國主義進攻，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穩(wěn)步前進。全會制定的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戰(zhàn)略策略，對于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及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

　　22、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底到1952年中，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業(yè)等單位中開展的三反斗爭和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中開展的五反斗爭的統稱。1951年底，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在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斗爭。隨著斗爭的深入，揭露出不法資本家大量違法的嚴重事實。1952年初，又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yè)中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斗爭。

　　三反五反運動懲治了少數貪污犯罪分子，教育了廣大國家工作人員，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發(fā)展國民經濟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為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基礎，運動于1952年夏結束。

　　23、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一體兩翼”

　　黨中央在1953年正式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規(guī)定：“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yè)、對手工業(y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可以把總路線比喻成“一體兩翼”：“好比一只鳥，它要有一個主體，這就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工業(yè);它又要有一雙翅膀，這就是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私營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奔础耙惑w兩翼”。